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数以千计的青铜器中，有一件名为[弓鱼]伯鎣（yíng）的器物颇为特殊。它的样子有点像今天的茶壶，腹部浑圆饱满，前有出水的流，后有持握的鋬，顶部有圆形盖，底部有三足。

之所以说它特殊，是因为这种造型的青铜器，一般归类为盉，是用以盛装酒或水的器物，比如宝鸡出土的逨盉、卫盉、冉盉、兽面纹盉等，都是这种造型和用途。那么，[弓鱼]伯鎣为什么是鎣而不是盉呢？

[弓鱼]伯鎣

这个话题，还需从青铜器的一种命名方式——自名讲起。

青铜器的“身份证”

5月10日，一支来自西安的研学团队走进宝鸡青铜器博物院，小学生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，一边看、一边听、一边记。“这件像茶壶一样的器物，名叫[弓鱼]伯鎣；这件像脸盆一样的器物，名叫[弓鱼]伯盘。两件器物合成一组、搭配使用。”在展柜前，讲解员向大家介绍，“古代贵族在吃饭前，会行沃盥之礼——一个仆人举着鎣倒水，一个仆人托着盘接水，供贵族用流动的水洗手。”小学生们感叹：“原来我们今天所说的‘饭前洗手’，不仅是一种习惯，更是一种礼仪啊！”

据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文物保管部副主任崔睿华介绍，[弓鱼]伯鎣1974年出土于渭滨区茹家庄[弓鱼]国墓地，它与同墓出土的[弓鱼]伯盘纹饰相近、铭文相同，专家判断应为[弓鱼]伯铸造的一套水器。无论造型还是用途，[弓鱼]伯鎣都与盉无二，那为什么称其为鎣而非盉呢？

“这是因为，[弓鱼]伯盘和[弓鱼]伯鎣上铸有同样的铭文：‘[弓鱼]白（伯）自乍（作）般（盘）鎣’。”崔睿华说，“铸造者已经在铭文中写清楚了，一件为盘，一件为鎣，专家将其定名为[弓鱼]伯鎣。”

像[弓鱼]伯盘、[弓鱼]伯鎣这样，将名称铭刻在青铜器上的命名方式称为自名。

1976年，扶风县云塘青铜器窖藏出土了两件规格、形制几乎相同的青铜斗。斗是一种挹（yì）酒器，由一个小杯和一把长柄组成，用来从尊、壶等盛酒器中舀酒。然而，专家在清理泥土、去除锈蚀后发现，这两件斗的柄上带有铭文，连起来是：“白（伯）公父乍（作）金爵，用獻（献）用酌，用亯（享）用孝。”原来，早在铸造之初，这两件斗就已自名为金爵。后来，专家为了区分，在保留原名的基础上，将它们命名为伯公父勺。

伯公父勺

沿承千年的文化密码

宝鸡是周秦两大王朝的肇基之地，从先周到先秦，正是青铜文明滥觞时期。自西汉开始，宝鸡便有青铜器出土的记载，至今出土青铜器数以万计，数量之多、规格之高、器形之精美、铭文之重要，使宝鸡成为当之无愧的“青铜器之乡”。

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，一面巨大的展板显示，青铜器主要分为七大类型：鼎、簋等食器，尊、罍等酒器，盉、盘等水器，钟、镈等乐器，戈、矛等兵器，刀、凿等工具，以及銮铃、当卢等车马器。那么，这些各式各样的青铜器是如何定名的？

“我们今天所用的青铜器名称，沿承于北宋学者的研究成果。”崔睿华说，青铜器的定名体系，是跨越千年的学术接力。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在《考古图》中，首次系统性著录了当时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、玉器，对每件器物都精细地描绘图形、款识，记录尺寸、容量、重量等，并尽可能地注明出土地和收藏处。

在此基础上，后世学者确定了“自铭优先，无铭从古”的青铜器命名规则。“自铭优先”即优先采用器物铭文中的自称，如扶风县庄白青铜器窖藏出土的三年兴壶，因腹壁铸有“用作皇祖文考尊壶”而确名；若无自铭，则需“从古”——依据《周礼》《礼记》等先秦文献或同类器物类比定名，例如渭滨区石鼓山墓地出土的户卣，虽无自名，但参照殷墟同类提梁椭圆腹盛酒器的自名“卣”归类。

宋人定名虽偶有疏漏，但其开创性不容忽视。王国维曾评价：“宋代古器之学，其说虽疏，其识则不可及也。”这些名称如时空密码，将商周礼制、宋人考据与今人研究串联，让青铜器在几千年后仍能以“本名”诉说历史。

历久弥新的文明基因

商周时期，铸造青铜器本就是一件难事，而要在器物上铭刻文字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因此，青铜器铭文往往言简意赅、语轻意重。而将名称留在器物之上，更体现着铸造者的一片苦心和真情。

除了[弓鱼]伯盘和[弓鱼]伯鎣，[弓鱼]国墓地还出土过一件井姬独柱带盘鼎，铭文为“[弓鱼]白（伯）乍（作）井姬鼎”。这是一件造型极为特殊的西周青铜器，分为上下两部分，上半部分为单腿的鼎，下半部分为三足的盘，鼎内放置食物，盘上放置炭火。

井姬独柱带盘鼎

西周时期，人们每天只吃两顿饭，上午9时左右吃第一顿饭，即朝食，又叫饔（yōng），下午4时左右吃第二顿饭，晡（bū）食，又叫飧（sūn）。晡食通常是朝食的延续——上午没吃完的，下午加热一下继续吃，而带盘鼎正是专为此设计的温食器。

[弓鱼]伯是西周时期关中西部一个异姓诸侯国的国君，井姬是西周王室重臣井伯（或井叔）的女儿，在一场政治联姻中，井姬嫁给了[弓鱼]伯。[弓鱼]伯对井姬宠爱有加，便为她铸造了这件青铜器，并将其命名为井姬鼎。此外，还有井姬鬲、井姬甗、井姬圆鼎、井姬方鼎、井姬盂鏙等，从中也足可见[弓鱼]伯对井姬用情至深。

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刘子豪表示，宝鸡出土的青铜器铭文，承载着商周文明最原始的叙事冲动——那些镌刻于铜锈间的自名，是礼制的信物，是权力的徽章，更是人性的温度。

㝬簋以124字铭文自证身份，周厉王将“禋祀先王”的祭典铸成青铜史诗，却在“王曰”的庄严宣告中，将暴君之实掩于礼制华袍之下；三年兴壶腹壁“用作皇祖文考尊壶”的铭文，凝固了西周贵族追思先祖的虔敬，壶身波曲纹如水波荡漾，恰似血脉承续的永恒流淌；四十三年逨鼎则以“王呼史墙册命逨”的实录，将周王对臣属的封赏化作青铜契约，鼎足间的窃曲纹如权力藤蔓，缠绕出西周礼制的森严等级。

这些自名器物，是周人器以藏礼的生动写照，铭文如凿刻在青铜上的心跳，让数千年后的我们仍能触摸到一个文明的体温：那是对祖先的敬畏，对自然的顺服，以及对德政的朴素信仰。

（宝鸡融媒 祝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