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诗经》作为“五经”之一，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更是一部承载殷周之际思想信仰深刻变迁的“文明密码”。王国维曾指出：“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剧于殷、周之际。”这一变革的核心，正是《诗经》中所呈现的天帝信仰之“德性转化”——从殷商时期人格化“帝”崇拜，到周代“以德配天”的“天”信仰，中华文明由此实现了从“神本”向“人文”的关键跨越，礼乐文明亦在此过程中逐步生成，奠定了儒家思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。

一、殷商“帝”信仰：神权秩序与伦理缺位

在《诗经·商颂》中，“古帝命武汤，正域彼四方”“帝立子生商”等诗句，勾勒出殷商时期以“帝”为核心的信仰体系。结合殷墟甲骨文可知，“帝”是主宰自然与人事的至高神，具备“令雨”“授佑”“降艰”等权能，商人通过频繁祭祀与占卜“事神”，构建起一种“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”的神权政治模式。

然而，殷商的“帝”虽具人格特征，却缺乏道德内涵。其意志不可预测，人间只能被动遵从，形成一种“神本独断”的信仰结构。尽管晚商时期祖先神地位上升，但“帝”仍居信仰顶端，商王需通过“宾于帝”的先王与之沟通。这种信仰体系虽维系了政权合法性，却因忽视人的道德主体与理性自觉，最终在“失德”中丧失天命，为周代的思想革命埋下了伏笔。

二、周人“以德配天”：信仰的德性转化与理性建构

周克商后，并未全然抛弃殷商信仰，而是通过“以德配天”的伦理重构，实现了天帝信仰的系统转型。这一转型在《诗经》中体现为“天”的升格与“帝”的功能转化，标志着中国文明从神本思维走向了人文理性。

“天”取代“帝”成为新的至上神，根本特征在于其道德性与普遍性。《大雅·文王》中“天命靡常，惟德是辅”，表明“天”以“德”为授命依据，统治者唯有“敬德保民”才能获得并维系天命。与殷商“帝”仅与商王族绑定不同，“天”具有“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”的普遍关怀，成为公正、可理解的道德本原。

同时，“帝”未被废除，而是被纳入“天”的框架，转化为其意志的执行者。《周颂·思文》中“帝命率育”，即“帝”按照“天”的道德律令养育万民；《大雅·文王》中“帝命不时”，则是“帝”对“天”授予周人命祚的确认。二者形成“天—帝”互补的信仰结构：“天”为道德本体，“帝”为意志发用，共同构建起“天命—德行—王政”的诠释链条。这一转型不仅保留了信仰的神圣性，更注入人文理性，使“德”成为贯通天人的桥梁。人不再是神的被动服从者，而是可以通过道德实践主动契合天道，中国思想由此迈入“神人以和”的文明新阶段。

三、礼乐文明：信仰转型的制度实践与精神落地

周人通过对天帝信仰的德性转化，推动原始宗教向礼乐文明跃迁。礼乐不仅是仪式与艺术，更是“天德”在世间的具象化表达，成为维系社会秩序、教化人心的文化体系。

礼本于“事神致福”，而展开为伦理规范。《周颂·敬之》中“敬之敬之，天维显思”，体现对天命的敬畏；《大雅·棫朴》中“济济辟王，左右奉璋”，则展现礼制下君臣有序的和谐图景。周代通过“礼”确立等级秩序，但其本质目的并非阶级固分，而是“惟德是辅”的实践形态——有德者合于礼，合于礼者承天命。乐则主和，通于天人情感。《大雅·灵台》描绘“于论鼓钟，于乐辟廱[yōng]”的和谐场景，展现礼乐感召下民众自发参与、人与自然融洽共生的理想秩序。正如《礼记·乐记》所言“大乐与天地同和”，“乐”通过音律协调实现“神人以和”，成为天道和谐在人间的回响。

《诗经》本身即为礼乐教化的核心载体。孔子言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，揭示出“诗—礼—乐”一体的教化体系：诗以言志，礼以立身，乐以和情，三者共同塑造“温柔敦厚、广博易良”的君子人格，为儒家“修齐治平”的价值路径奠定了基础。

四、文明延续的精神动力与当代启示

殷周天帝信仰的德性转化，不仅是宗教观念的更迭，更是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重塑。周人通过“以德配天”的伦理自觉，将外在神权转化为内在德性，将祭祀仪式提升为礼乐教化，实现从“神本”到“人本”、从“天命幽渺”到“惟德是辅”的文明突破。这一转型塑造了中华文明“敬天爱人”“天人合德”的精神特质，为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华伦理政治传统提供了源头活水。从《诗经》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在三千年前即已确立“人文化成”的文明路径，强调道德主体性与秩序和谐的统一，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、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。

在当代语境下，重审《诗经》中的天帝信仰转化与礼乐生成进程，不仅是对文明源流的再发现，亦为今天的文明自觉、文化自信培育与治理现代化提供深层次启示：“以德配天”蕴含的执政伦理、“礼乐相济”蕴含的教化智慧、“天人合德”蕴含的生态观念，仍是我们面向未来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文化资源。

（来源：“学习强国”宝鸡学习平台；作者：吴朝旭，系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，原文题名为“德性重构与礼乐生成：《诗经》的殷周天帝信仰转型研究”，发表于《宝鸡文理学院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25年第4期）